从空间经济的金融视角看大城市群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马涛

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与金融体系的日益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重要成就。1978年中国GDP只有3678.7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为156美元，远低于世界人均2000余美元水平。彼时中国金融体系是较为简单集中的行政系统，银行是附属财政的单一主体，依靠高度集中的信贷和现金计划管理。2001年加入WTO将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改革带入了全球市场体系，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典型“市场元素”构成的金融市场开始成形，为外资和民营企业顺利参与到中国经济增长中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极大推进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中国出口导向经济的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保障。发展至今，一个现代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体系和日益由市场主导的商业金融系统已然在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中举足轻重。

一、城镇化和金融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战略与金融危机应对在金融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上世纪90年代完成了金融体制改革与国际汇率定价体系并轨。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加速了银行资产重组和重新定位，银行商业化改革成功并实现四大行陆续上市。1994年汇率并轨使人民币重新定价充分发挥出了中国的比较优势，FDI持续流入，出口出现了长期贸易盈余。当时珠三角和长三角吸引了60%以上FDI，也创造了全国70%以上出口。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极大促进了债券市场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弥补了美、欧等发达国家外需降低对经济的影响，还率先在沿海地区建成了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这为近十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持续增长，打下了良好的高水平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基础。

中国经济格局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核心的国土空间布局。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讲话指出，“完善城市化战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符合客观规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国土面积30. 97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面积3. 23%。2020年前三季度集聚了全国14. 43%的人口、39.87%的GDP、26.1%的地方财政收入，以及78.4%的外贸出口和68.4%的实际利用外资。根据2019年统计，沪、京、津、粤、苏、浙是我国城镇化水平前六位，城镇化率及人口占全国比例分别为88.30%、86.60%、83.48%、71.40%、70.61%、70% 和1.73%、1.54%、1.12%、8.23%、5.76%、4.18%，六省市累计总人口占全国比重达22.56%。随着全国人口总量与结构趋势性变化，城市群对经济增长的人口规模贡献将逐步减弱甚至转负。制造业要从中低质量供给转向高质量供给，需要经历“工业强基”和突破“卡脖子”技术两个长期性结构转换期。以房地产和大型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将率先在城镇地区呈现。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必须要更多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多节省劳动力和资本形成的增长路径，未来金融体系应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供给结构。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布局大城市群需要发展新的金融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5月11日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要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不出意外，“十四五”结束时中国将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这一战略性转变，需要将更高能级的宏观要素配置体系来保障。最关键的，就是要探索建立既能满足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能激励经济转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大城市群是我国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形成国际产业竞争优势的先行示范和主体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工信部按照“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建设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相结合的思路，部署形成若干有较强影响力的协同创新高地和优势突出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占美国国土面积1.5％和人口20％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贡献了美国制造业产值的30%，成长为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地带。美国、日本和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无一不是其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支撑。世界级产业集群形成与否，将决定我国制造业是否具备国际竞争力。大城市群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需要世界级产业金融体系支撑。

中国需要探索出适合自身产业升级与扩展需求的宏观金融资源配置体系。金融深化与金融集聚是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复杂国家，各类产业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比较多元和丰富。我国以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兴金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实体企业仍然面临比较明显的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金融机构依然无法穿透资产实现对产业链贸易场景监控。产业技术创新的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注定其需要大量持续且稳定的金融资源供给与配置。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中介，减少创新企业与投资信息不对称。引导资金不断流入投资回报率高的技术创新项目，缩减技术创新高昂的监管成本和代理成本。大规模、高活力的世界级产业金融市场能有效促进全域要素空间布局优化，提升国家产业链整体水平。粤港澳、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累计占全国的61%。金融创新水平越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企业家创新成功概率越大，世界级技术创新就越多。

三、大城市群需要形成服务中国国际大循环的“金融指挥部”

未来30年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联通全球主要市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大城市群不仅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主体主力，更是长期国际大循环体系的“大脑”与“骨架”。惟其如此，才能设计、引导我国产业分工体系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2019年沪、京、深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全国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金额比重分别为50.1%、14.3%、8.6%，累计占全国的75%，累计规模接近13.5万亿元，大城市群金融市场跨国配置效应初显。

进一步看，大城市群需要为我国当前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扩展到全球率先发展出“金融指挥部”功能。重点围绕国际贸易与投资、贸易救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和法律、经济与技术合作、政府采购等展开。进而引导保障开放大循环资源、贸易与金融联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体系充分契合产业国际分工扩展与贸易金融国际深化需求则是其核心任务。2015年以前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鼓励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香港等地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以及央行间双边本币互换。近几年开始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成为计价货币、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培育人民币需求。东部沿海城市群可以通过自贸区、自贸港等开展日韩及东北亚双循环需求，东南城市群可以在RCEP框架下发展与东盟国家双循环需求。未来的开放大循环必然会呈现差异性，三大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国际金融服务体系的成长与成熟，将直接决定中国全球产业网络核心地位。

四、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大城市群需要抑制过度投机力量冲击金融安全

市场中投机力量的增长与市场的成长壮大会并行出现。其原因在于市场不健全、不完善，如果不进行提前规划与改革，这种投机力量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强大。近年来，较大规模的金融风险、高风险的金融企业，也率先在大城市金融市场中蔓延扩展。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需要高度关注大城市群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及其扩散性和传染性。（马涛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