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FDI集聚化：客观趋势、治理及中国政策效应

关键词：FDI中心；FDI流进；FDI流出；跨国公司；全球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综述

跨国公司全球资产配置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在全球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将东道国区位优势和自身所有权优势结合，采用内部化定价策略，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益。跨国公司套利行为使得FDI在少数国家集聚，部分发达国家和少数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成为FDI全球集散地，跨国公司在这里建立分支机构，并以此地作为桥头堡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实施，FDI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被重新调整，中国的FDI中心地位日渐明显。FDI全球集聚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要使得跨国公司FDI行为的负外部性降到最小，需要中国动态调整国内政策，更需要联合其他国家对FDI中心进行全球治理。

现有文献中与FDI全球治理相关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中国FDI政策变化问题。比如李海蓉等（2014）将中国吸引FDI政策分为试点、开放试点、加速推进和规范稳定发展四个阶段，对中国引进外资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赵蓓文（2016）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管理、税收、金融和资金支持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二，分析世界范围内各国政策协调和全球治理问题，如伍旭中（2017）对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研究，卢进勇等（2017）提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强调利用现有WTO和G20等框架改革全球治理。第三，将FDI与全球治理相结合，研究FDI全球政策协调问题，其中以G20框架为蓝本的投资治理模式，受到了较多文献关注。比如詹晓宁等（2017）对《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的研究认为，《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形成了全球投资体制的主要框架，周密（2016）同样肯定了《指导原则》的重要意义，认为G20各项投资实施规定还需更好落实。第四，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主张的全球治理模式。比如李滨（2017）、门洪华（2017）、黄薇（2016）等。

可以看出，现有文献较少有从FDI全球历史演进视角分析全球FDI中心的形成过程，对FDI全球流动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本文通过提出全球FDI中心概念，试图找到基于FDI中心的全球FDI治理方案，并对新形势下中国FDI政策调整和完善提出建议。

二、全球FDI集聚化：FDI中心的形成、分布及演进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并引起了广泛关注。世界范围内已经并正在形成若干FDI中心。全球范围内的FDI中心是全球企业的集聚中心，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源泉和关键网络节点。

（一） 1970年至2015年的全球FDI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FDI流入保持持续上升势头。全球IFDI流量总额1970年至2015年年均增长率为14.29%，全球OFDI流量总额1970年至2015年年均增长率为14.99%，均远远高于同期全球GDP年平均3.02%的增长率。

20世纪70年代以前，FDI从富国流向穷国特征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后，FDI流入和FDI流出都集中在富裕国家。1970年至1980年，FDI流进和FDI流出集中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1980年至2000年，全球FDI迅速增长，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FDI的重要目的地和来源国，美国在此期间连续10年为IFDI和OFDI全球第一国家。

2000年至2015年，全球FDI流进和流出出现了三次大的负增长，但仍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是全球FDI的重要目的地与来源国，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双向直接投资出现了长足发展。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FDI大规模进入的同时，开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且增长较为迅速。

就全球FDI发展国别分布来看，IFDI与OFDI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IFDI和OFDI占全球比重在逐步提高，并集中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个别经济体。需要指出的是，在2000年以后，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免税岛地区开始有FDI大规模进出。

就全球FDI发展空间特征来看，美洲、欧洲、亚洲地区的FDI流入规模明显高于非洲与大洋洲，美洲与欧洲FDI流入波动性比较大，亚洲地区FDI流入上升趋势明显且稳定。此外，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国家的FDI流入规模显著高于FDI流出规模，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和FDI流出集中在收入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国家。

（二）全球FDI中心

从FDI流出与FDI流入来看，FDI母国和东道国都相对集中。统计数据显示，FDI流入位于世界前20名的东道国年度FDI流入之和占全球年度FDI流入总和之比在2009年最低，但仍然高达71.54%，而占比最高年份有84.86%。FDI流入前20名国家占全球FDI年度流入总额的比重平均为84.14%。相较于FDI流入国家，FDI流出国家更加集中。FDI流出前20名国家占比最低年份为2006年，达到84.87%。因此，全球范围内的FDI流进和流出均有地区和国家集聚特点。

为了考察FDI流入和FDI流出的分时期国别特点，我们将时间按照10年为一个时期进行划分，据此列出全球范围内的FDI中心国家（经济体）。我们给出的FDI中心国家是指FDI流入和/或FDI流出持续数（10）年位于全球前列的经济体。根据联合国UNCTAD统计数据，我们将全球FDI流进和FDI流出国家按年度FDI流量排序，列出每年位于前20名的经济体，并以10年为时间段进行数据处理。

我们对年度排名第一的经济体赋值20分，排名第二的赋值19分，以此类推。再将相应经济体年度赋值乘以当年该经济体IFDI（OFDI）流量占世界IFDI（OFDI）流量总额的比重，然后将所得数值每10年一个时间段进行加总，所得结果为相应经济体在相应10年时间段的FDI流入（流出）中心得分。

计算结果显示，全球FDI流入和FDI流出高度集中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等发达经济体。2000年以后，中国、中国香港，以及英属维京群岛等经济体的全球FDI中心地位逐年上升，成为全球FDI重要目的地与来源地。中国自1991年起，FDI流入一直位于全球前列，FDI流出从2000年开始明显增加。此外，日本和瑞士一直是全球重要的FDI流出地区但两国FDI流入相对较少。

因此，全球FDI流入和FDI流出集聚现象明显。根据FDI流入和FDI流出相对规模变化计算得到的全球FDI中心评分，我们发现全球FDI流动相对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等经济体，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FDI中心地位正逐年上升。

三、跨国公司利用FDI中心的套利行为及治理

（一）跨国公司套利行为

世界上众多经济体或是IFDI东道国，或是OFDI母国，或者两者兼具。随着全球化深度融合，跨国公司全球流动正全方位地影响每一个国家。跨国公司依托FDI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套利过程中，源于FDI政策激励的IFDI过度发展会引起东道国经济过热、产业结构扭曲，以及经济结构被低端锁定；OFDI过度发展则会引起母国就业机会减少、产业空心化、税收收入下降。FDI全球流动的正向效应往往使得东道国忽略IFDI过度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使母国忽视OFDI发展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会忽略IFDI和OFDI发展的第三国负面经济效应。

1. IFDI和OFDI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作为IFDI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弥补了东道国发展资金积累缺口，增加了东道国资本要素供给，同时增加了对东道国劳动力需求，增加了东道国劳动力就业机会。FDI进入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通过技术外溢使得本地企业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追赶、快速模仿和学习，本地企业开始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以满足上下游产品需求。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有效地带动了本地产业链条快速转型发展。

OFDI母国从资金收益率提高、避开贸易保护壁垒和技术反哺等方面受益于OFDI发展。母国本土企业走出去是资本优化配置选择结果，提高了母国资金利用效率，拓宽了母国全球市场空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消化母国国内过剩产能，解除FDI单向流入形成的产业低端锁定、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2. 跨国公司全球FDI活动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FDI因外资优惠政策大规模涌入FDI中心，挤占了本地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本土企业被过度竞争，部分成长中的本地企业被大型跨国公司进入替代。同时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将核心技术留存在母国，利用东道国低成本劳动力从事代加工，把东道国当做制造代工厂，将本地部分企业从价值链高端挤出，造成东道国企业被低端锁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研发能力和劳动力成长受限。

过度鼓励政策下的OFDI发展使得母国国内投资减少，并有实体产业空心化和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趋势。部分企业本身还不具备全球投资能力时，在政府OFDI激励政策下揠苗助长过早走向国际市场，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风险，国民经济对外风险暴露程度有所上升。

3. 跨国公司FDI收益内部化和成本外部化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对跨国公司FDI活动缺少全球统一管理，全球经济为跨国公司FDI流动承担了较高的外部成本。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地方进行生产和销售，利用内部转移定价机制和主权国家优惠政策最大化投资利润，内部化投资收益，同时在投资当地造成环境破坏、劳工剥削、偷税漏税、行贿受贿等社会问题。比如2013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在中国的行贿事件、希捷苏州工厂因为税务问题被罚15亿元从而紧急撤出造成的失业问题等，都使FDI中心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成本。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让跨国公司一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它们既是全球化产物也是全球化助推手，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成果部分被这种负外部性抵消，加重了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情绪，跨国公司和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正有所增加。

（二）跨国公司的全球治理

跨国公司全球治理单靠一国或者一个区域很难实现，各国为了吸引FDI进入不断地推出税收优惠、产业政策优惠等，形成国与国之间FDI政策竞赛，催生了免税岛等副产物。在这种竞赛下，主权国家利益受损，跨国公司利益被强化。为了避免主权国家之间陷入囚徒困境，只有通过共商合作才能更好地管理超国家主权的跨国公司全球套利活动的负外部性，特别是通过全球FDI中心对跨国公司全球FDI活动给予有序引导，加强跨国公司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1. 对FDI中心实施分类规制

跨国公司FDI全球套利的负外部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东道国IFDI过度激励，或者母国OFDI过度激励。东道国或母国FDI过度激励会导致全球FDI过度发展，引起FDI全球高度集聚，并推动FDI离岸中心形成。对FDI全球中心加以管理能有效地规制全球范围内的FDI活动，利用FDI中心示范引导作用带动双边FDI活动和全球FDI持续发展，有助于提升全球FDI治理效率。

FDI全球中心可分全球型和区域型；专业型和跨专业型等。对于FDI中心需要甄别其成因，实施有针对性的全球管理。第一，对美国、德国等全球性特征显著的FDI中心，强调深化市场机制作用，对跨国公司注册、投资、撤资、生产、破产等提供服务，规范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第二，对香港等区域性FDI中心，强调完善双边监管机制，在双边磋商下满足母国和东道国双方利益诉求，实现互利共赢；第三，对英属维京群岛等因避税而形成的FDI套利中心，强调限制发展，减少跨国公司过度借用避税天堂进行偷税漏税。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明确这些FDI中心功能定位，找准其成因，实施有针对性的FDI全球治理。

2. FDI治理需要有全球合作和国际组织协调

以各个跨国公司为点，直接投资资金流动为线，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网络。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体系横向延展和纵向加深的情况下，实现FDI有序流动更加需要跨国协作和全球治理。

实施跨国公司全球治理的要义是将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负外部性降低，充分发挥跨国公司FDI的正外部性，避免全球FDI政策竞赛和利益分割形成的全球财富不公平分配，避免政策不协调使得跨国公司过度套利而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扭曲。各国政府需要通力协作，形成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通用做法，针对利润汇回、劳工使用、环境污染等问题制定统一规则。

我们可以以现有国际治理体系为依托，在亚洲开发银行、G20等现有多边协商体制下，建立起国际直接投资协调长效机制，推进各国政府在FDI治理方面深度合作，将跨国公司FDI活动的资源有效配置作用发挥到最大，兼顾东道国和母国利益，充分考虑跨国公司FDI活动对第三国的正向溢出效应和负面影响，推动双向直接投资有序发展，实现跨国公司FDI活动全球共赢。

3. 中国要为FDI全球治理贡献智慧

中国参与FDI全球治理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中国本地企业FDI利益，实现IFDI和OFDI良性均衡发展，推动与中国有关的跨国公司FDI活动便利化，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与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经济体沟通协作，制定统一透明的FDI全球治理规则，对中国本地企业投资、吸引FDI进入和中国本地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加以协调完善。

我们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对外经济活动重要接口，“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拓宽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模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添发展新动力。

以跨国公司为连接主体，FDI活动将世界各国深度融合，并形成了FDI世界网络。中国应倡导建立新型国际直接投资治理体系，将中国“互利互赢、共商共建共享”观念推广到全球FDI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创新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四、中国政策激励对全球FDI集聚的贡献及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政策激励与全球FDI集聚

FDI蓬勃发展和全球FDI中心形成的根本动力源于企业全球套利动机。随着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朝深度和广度发展，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追寻最有利的市场机会、最有利的要素供给，以价值链分工为依托，将自身充分融入到全球化大生产当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在向世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劳动人口和潜能巨大的市场需求的同时，通过实施FDI政策激励，极大地激发了全球企业在世界范围内从事FDI的活力，成为全球FDI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政策激励引致的跨国公司全球套利是全球FDI中心迅速形成的重要原因。

1. 中国外资政策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FDI势能结构

低成本、大市场是跨国公司选择生产或者销售基地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国经济体量和资源禀赋优势，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其在全球势能场上的位置。改革开放前夕的中国还是一个GDP刚刚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处于对FDI开放的前夜，对跨国公司FDI活动处于酝酿阶段。

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在全球FDI势能场上的不利位置，FDI进入中国规模逐年增加。1992年领导人南方讲话更是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税收政策、外汇政策、产业政策、土地优惠等配套措施，使得中国改变了既有势能格局，逐步变为一个对FDI有极强吸引力的国家。正是中国对FDI的积极开放态度，创造性地运用政策激励，将其与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结合，将中国从势能高点拉到了全球势能低点，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形成FDI势能级差，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机会的跨国公司充分将这种势能差转换成动能，实施全球套利活动，跨国公司从世界各地纷纷涌向中国。

2. 中国外资政策调整与他国FDI流动

中国IFDI逐渐发展壮大过程中，基于优惠政策进入中国的FDI质量参差不齐，部分行业因外资进入出现过度发展，中国因此着手调整吸引外资政策，从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全方位鼓励向外资国民待遇转变。

2008年正式实行“两税合一”后，中国实施多年的IFDI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政策红利势能级差减小。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以低劳动力成本吸引跨国公司进入，开始代替中国成为世界代工厂，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致力于吸引跨国公司回流，众多国家重新进入跨国公司FDI目的地选择范围。特别是与中国优惠政策进行政策竞赛的国家和地区，利用自身优势不断降低外资准入标准，为跨国公司进入提供便捷服务，甚至以零税收和提供大幅度补贴吸引跨国公司FDI进入。

国内外资政策调整和国外经济环境变化使得中国对比其他经济体吸引FDI进入在势能场上所处位置开始有所变化，中国逐步由外商直接投资势能低地转变为FDI势能高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外资企业利润汇回规模增加，利润再投资增幅出现下降。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寻找有利经营区位，新一轮FDI全球流动正在暗潮涌动。

3. 中国全球战略下的OFDI流动

伴随着IFDI发展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升级，中国本土企业迅速成长。迅速成长壮大的中国本土企业拥有较为丰裕资金或相对先进技术等优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中国本土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本能要求和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使得OFDI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走出去”战略实施、与多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境外投资备案审批程序、“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设立等，为中国企业OFDI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中国OFDI发展可以看作是由母国政策推动的企业全球套利行为。政府OFDI战略规划和激励政策有利于缓解中国本土企业OFDI发展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以母国身份为本土企业OFDI承担了部分风险，降低了中国企业OFDI发展的不确定性，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发现投资机会，寻找低风险高收益投资目的地提供了有效激励。

（二）中国外资政策动态演进与新挑战

中国IFDI政策与OFDI政策一直沿着两条路径发展，这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中国IFDI政策与OFDI政策正逐渐趋向收敛，也即从过度激励IFDI到运用市场机制为主的调节方式，对OFDI从限制管理逐渐转向政策鼓励。

1. 中国吸引FDI政策的动态演进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拉开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序幕。1980年4月，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由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和香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共同投资成立。1980年5月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设立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以点带线，通过发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示范作用，将利用外资这一重大举措从沿海向内地推进。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相关政策还很不完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了“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掀起了新一轮全国吸引FDI流入高潮。1995年中国出台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利用外商投资政策产业针对性更加明确。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快速成长和2001年加入WTO，中国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外资大量涌入对中国本土企业造成了一定冲击。

2008年“两税合一”政策推出是从强调IFDI总量到强调IFDI质量的重要转变。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首次创新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到2015年又相继批复广东、天津、福建成立自贸区。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已成立11个自贸区，它们是中国吸引FDI进入的新一轮推进器。

2. 中国发展OFDI政策的动态演进

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对本地企业发展OFDI采取的是严格审批制。199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在第一条明确提出“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限制对外直接投资成为2000年以前中国OFDI发展的主旋律。2000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在2001年把它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入快车道。2007年首次提出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标志着中国在吸引FDI进入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一步拓宽全球市场。中共“十九大”继续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导中国IFDI和OFDI良性均衡发展成为新的政策要求。

3. 对FDI政策从超国民待遇单向鼓励向营造优良投资环境的多方位政策转变

新形势下的中国外资企业，它们利用利润汇回或者通过其在中国子公司向其他国家投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在无形中给中国经济造成压力，尤其是美国再工业化、降低企业税率等政策推出，对中国外资政策完善提出了更多要求。为了适应当前全球IFDI政策激励态势和跨国公司全球博弈态势，中国需要不断完善优惠政策及优化投资环境等。

中国正面对IFDI和OFDI双向发展的新形势，需要不断调整FDI政策导向，以国内经济发展为目标，着力于实现吸引FDI进入和发展本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良性均衡发展，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动态调整FDI政策，以“自贸区”建设主导国内“制度建设改革红利”和以“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全球经济治理战略红利，实现中国IFDI和OFDI协调发展。

过去我们单一强调用税收或补贴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带来国内经济过热和对外投资效率低等问题。未来要转变政策导向，不断从审批环节、经济环境、产业指导等多方面为外商投资企业营造良好环境，实行国民待遇，逐步形成对IFDI有持续吸引力的经济内核和使OFDI发展有长久活力的国内经济基础，参照国际新规则推出合理有效的双向FDI发展激励政策。

4. 基于国际经济形势的FDI政策调整更加关注国内发展目标

我们需要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向带动国内就业、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管理经验、形成规模经济带动产业发展等方向引导，将对外直接投资向消化国内产能过剩，通过技术反哺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等方向引导，使得政策导向下的中国IFDI和OFDI呈现良性均衡发展，使国际直接投资成长为除国际贸易以外的中国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我们需要兼顾国际经济形势，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协议，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引入新技术、新知识，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充分利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互补特征，以高铁等基础设施走出去为互联互通基础，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位投资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政策调整要以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为主导原则，在保证中国整体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提下，设计制度政策框架引导双向直接投资发展为中国国内产业升级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经营创造条件。

在2000年以前，中国积极吸引FDI流入，对国内企业发展OFDI以限制为主。2000年以后，对中国本土企业发展OFDI逐渐放开。在中国现有体制和发展水平下，积极有效地吸引优质FDI进入需要与谨慎鼓励本地企业发展OFDI相互协调。随着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和国内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IFDI和OFDI的配套政策实施和政策设计更需要不断动态完善和调整，以积极引导中国IFDI和OFDI实现双向良性互动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在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为直接投资净流出国家，直接投资发展进入到了新阶段。IFDI发展有利于通过产业竞争效应、联系效应、集聚效应等，提升东道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增加东道国劳动就业。OFDI发展有利于通过市场资源获得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促进母国经济增长。IFDI过度发展会引起东道国经济过热，经济结构有可能被IFDI低端锁定；OFDI过度发展会引起母国产业空心化，不利于母国国内劳动就业增加。

如同进口和出口贸易相对均衡发展有助于中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展中国经济比较优势那样，IFDI和OFDI相对均衡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有效地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优势。中国经济经过近40年的IFDI充分发展，在企业竞争力、经济体量、要素积累等诸多方面均已具备发展OFDI，达成IFDI和OFDI相对均衡发展并使得中国成为世界FDI中心的基本条件。

世界范围内的FDI中心已经初步形成，这些FDI中心是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的基础平台。IFDI和OFDI发展的正向与负向效应并存，将FDI全球治理提上议事日程正当其时。中国应坚持FDI双向良性发展，聚焦于FDI全球中心建设，在完善FDI双边治理和多边治理方面做积极倡导者和责任承担者，为全球FDI有序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作者田素华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