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基本态势与应对策略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谁占领了技术高地，谁就拥有了核心竞争力。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目前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缺乏核心竞争力。单纯依靠国内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行自主创新，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技术追赶与技术赶超，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有利于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有利于加快科技进步与创新升级。

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针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基本态势进行了描述分析，其次详细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及应对相关影响的政策建议，以期中国可以通过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促进国内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的高技术产品进口仅涉及制造业行业的货物贸易进口，不涉及服务贸易进口。本文所指的中国进口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一、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基本态势

（一）中国高技术产品整体进口规模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2001年，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额仅为736亿美元，到2019年已增长至6778亿美元，增长了8.21倍，年均增长率为13.13%。其中，在2001-2008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品一直保持着超高速的进口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高达25.87%；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9年，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在2010-2013年期间，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继续恢复了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0.23%；在2014-2016年期间，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又出现一定幅度下滑，但是在2017-2018年期间又以较快的速度恢复了增长趋势，并在2018年达到了历史最高进口规模；在2019年，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又呈现下滑的变化趋势。

此外，在2001-2019年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进口份额基本维持在28.20%-38.57%之间。其中，在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达到历史最高，为38.57%，2019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为32.76%。在2000-2018年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世界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份额从2001年的5%上升为2018年的17.28%，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

（二）中国高技术进口产品的最终用途结构

中国的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份额最多，其次是高技术资本品，高技术消费品进口份额最低。其中，在2019年，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份额为69.72%，高技术资本品进口份额为25.56%，高技术消费品进口份额仅为4.68%。进一步来看，高技术消费品和中间品的进口份额总体上均呈上升的变化趋势，而高技术资本品进口份额则呈现下降的变化趋势，2000-2019年间，高技术消费品进口份额从2.17%上升至4.68%，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份额从63.04%上升至69.72%，而高技术资本品进口份额则从34.92%下降为25.56%。总的来看，高技术中间品是中国高技术行业进口的主要产品，这与中国在关键零部件技术缺失，依赖国外进口密切相关，表现出较强的进口依赖性。

（三）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来源地结构

2018年，中国的前两大进口来源地分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中，韩国是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进口规模为809亿美元，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20.76%，占中国总进口的5.02%。在2001-2018年间，韩国从中国的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上升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8年的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是2001年的18.81倍，年均增长率为18.84%。与此同时，2018年中国台湾已成功跻身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从中国台湾进口高技术产品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份额为14.58%，占中国总进口的3.53%。在2001-2018年间，中国台湾从中国的第四大高技术产品进口来源地上升为第二大，2001年中国从中国台湾进口高技术产品的规模仅为55亿美元，到2018年已增长至5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72%。

此外，中国从美国、日本进口高技术产品的占比呈现下跌的变化趋势。2001年，日本和美国分别属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到2018年，日本已下降为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第五大进口来源地，美国下降为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具体来看，从日本进口高技术产品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01年的18.15%到2018年降为8.84%，从日本进口高技术产品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4.95%到2018年降为2.14%。与此同时，从美国进口高技术产品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01年的17.58%到2018年下降为11.19%，从美国进口高技术产品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4.79%下降为2.71%。

（四）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行业结构

1. 基于六大类行业进口的分析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是进口规模最大的高技术产品行业。2019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进口规模为4311亿美元，是2001年的11.31倍，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63.60%，占中国总进口的20.84%，在2001-2019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4.43%；其次是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规模为1177亿美元，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17.36%，在2001-2019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3.74%。然后，进口规模从高到低依次为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进口规模分别是525亿美元、442亿美元、232亿美元、91亿美元，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份额分别是7.74%、6.53%、3.43%、1.34%，占中国总进口的份额分别为2.54%、2.14%、1.12%、0.44%，在2000-2019年期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01%、17.05%、9.02%、13.05%。总的来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进口增长幅度最大，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进口增长幅度最小。此外，医药制造业进口的年均增长率最快，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进口的年均增长率最低。

2. 基于85个四分位国民经济行业进口的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定的高技术行业标准，中国有85个四分位国民经济行业属于高技术产品。2019年，集成电路制造业进口规模最大，进口规模为3059亿美元，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45.13%，比2001年增加了19.81倍，年均增长率为18.37%。在2019年，进口排名第二至第五的高技术国民经济行业分别为光学仪器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零部件制造，进口规模分别为369亿美元、356亿美元、237亿美元、237亿美元，分别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5.44%、5.26%、3.50%、3.50%，分别占中国总进口的1.78%、1.72%、1.15%、1.15%。除此之外，值得说明的是，数据统计发现，在2019年，进口规模排名前五的高技术行业进口总额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62.83%，占中国总进口的20.58%；进口规模排名前二十的高技术行业进口总额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86.14%，占中国总进口的28.22%，说明总体上高技术产品进口的行业集中度偏高。

二、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存在的问题

（一）发达国家对华进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

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对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进行严格管制，造成中国尽管是技术后发国家，但是与美国、欧盟等创新型国家之间的高技术领域贸易却表现为净出口方的局面（刘威，2019；刘斌、李秋静，2019；张威、徐紫光，2010）。发达国家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原因，首先在于其担忧中国将某些技术合作、设备与仪器等用于军事领域，威胁其国家安全；其次在于其忌惮中国崛起，担忧中国利用国外技术实现自主创新与技术赶超，在全球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刘薇、张溪，2019；刘威，2019；杨莹，2012）。2018年，美国商务部就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定位、导航和定时技术、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数据分析技术、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物流技术、增材制造、机器人、脑机接口、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先进材料、先进的监控技术等14类可能影响美国安全的新兴和基础技术向公众征集意见，拟进行出口管制。

此外，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过大，导致西方国家开始担忧中国出口对其国内就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缓解贸易摩擦的可行办法之一是中国主动扩大从美国、欧盟国家的进口，缩小双边贸易顺差。欧美等国家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是造成中美、中欧贸易顺差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克强总理曾指出，欧盟向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每增加1%，将至少可以帮助欧盟增加22亿欧元的出口额。但问题在于，美国、欧盟等国家严格管制其对中国出口具备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品，导致中国扩大从这些国家进口的空间受限，不利于中美、中欧之间的高技术领域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

（二）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关税处于高位水平，降低了企业扩大进口的积极性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关税水平仍处于高位水平。从高技术产品总体进口关税水平（简单平均进口关税）来看，2019年中国高技术产品总体进口关税水平为4.60%，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总体进口关税水平，其中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的高技术产品总体进口关税水平分别为1.10%、0.41%、3.61%、1.93%。总的来看，中国的高技术产品总体进口关税水平相比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而言，均处于高位阶段。过高的关税水平，一方面，推高了国内企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的成本，降低了企业主动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动力，不利于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增加，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而言，高技术产品进口关税过高，会增加其消费成本，降低消费者福利水平。

（三）高端设备与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于进口，“卡脖子”问题日益凸显

从现阶段来看，尽管中国高技术产业已取得骄人的成绩，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应用领域，如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高速铁路技术、航天技术等均已属于世界前列，但是，在基础与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严重欠缺，导致我国核心技术发展遭遇瓶颈，部分高端设备与关键零部件产品生产能力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关键核心技术匮乏，严重依赖于进口（刘英基，2013）。例如，2019年，中国的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约70%左右的芯片依赖于进口。2018年，在美国对中兴公司进行芯片禁运、华为公司遭遇美国“断供”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国人开始意识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容易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甚至会关系到相关企业的生死存亡（肖广岭，2019）。

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竞争优势，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正在不断加大中国引进其先进技术与产品的难度，中国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正日益凸显。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等领域存在“卡脖子”问题，如果这些产品的进口来源国对华进行制裁或断供，中国的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将遭受巨大的创伤。“卡脖子”问题的出现，既暴露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又暴露了我国在基础性、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短板。

（四）过度依赖高技术产品进口，可能加剧陷入“低端锁定”风险

在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依靠其丰厚的知识积累与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长期垄断着具有高附加值的研发与生产环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处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环节（刘英基，2013）。长期以来，中国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禀赋融入全球价值链，高技术产业“低端锁定”的困境亟需改变。以iPhone手机为例，在2017年，每销售一台售价为999美元的iPhoneX，中国在整个制造环节中仅能赚到大约1/20的钱（赵展慧，2017），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凭借设计与技术获得的利润分成。

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研发投入高、高技术人员投入比重大，关键技术开发难度高等典型特点，单纯依赖于中国自主研发创新很难突破技术瓶颈，因此，理性的选择是，通过积极主动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促进中国技术创新。然而，高技术产品进口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有利于国内企业整合国际创新资源，通过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实现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将使得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高质量和高技术的中间投入品（吕越、盛斌，2018），但是也有可能导致中国企业过分依赖于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导致中国面临“低端锁定”风险。

（五）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不健全，对高技术进口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薄弱

现阶段，我国高技术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生产能力提升的同时，并没有使得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大量高技术企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技术追赶陷阱，这与企业引进技术的初衷相背离。我国高技术企业存在“重引进、轻吸收”的问题，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相对薄弱，相比于日本与韩国，我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比例严重失调，技术引进经费支出远远高于技术消化经费支出，严重制约了我国高技术企业的技术进步。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针对引进消化吸收的联动机制，各领域的技术衔接度较低，高技术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没有形成有机而紧密的结合，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不健全。高技术产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突破需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通力合作，相互渗透才能完成，然而目前由于科研管理体制原因以及各部门目标差异较大，导致产学研合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效果并不明显。我国高技术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比较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技术创新主体，而高校和科研机构虽有较大的创新潜力，但其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技术研发实践，无法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技术来源（刘英基，2013）。此外，我国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法律制度、组织协调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创新激励约束机制、投融资机制还不健全，阻碍了高技术产业的协同创新发展（余华、唐斌，2015）。

三、政策建议

（一）主动加快与主要进口来源国进行磋商与合作，积极应对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

目前，发达国家通过出口管制措施试图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实行近乎封锁式的出口管制措施，使得中国从美国引进高技术产品的难度不断增强。但是，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为中国企业发展服务的，是为中国国内消费者服务的，也就是说，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是我国的内在自主需求，因此，为了应对发达国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加快与主要进口来源国磋商与合作。

具体来看，首先，中国要建议起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磋商谈判的机制和平台，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公共舆论途径向美国传达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弊端，以此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美国政府取消或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其次，要积极与国际多边管制组织接轨，开展中欧高技术合作，加强与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技术交流，推进“一带一路”国家建设，防止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进行联合制裁。再次，要加大对高科技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度，以投资促进口、替代进口，重点引进某些国内经济发展急需、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高技术外资企业，从而突破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

（二）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关税进行结构性调整，战略性的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

目前，中国的高技术产品整体进口关税还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再加上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政策，这对中国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为了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助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应该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关税进行结构性调整，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实际需要，战略性的降低部分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水平。目前，信息安全设备制造、光缆制造、光纤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电子电路制造等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与发达国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降低进口关税的空间基本没有；生物药品制造、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医疗诊断及治疗设备制造、飞机制造、航空航天器修理、实验分析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航空航天器制造等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整体上高于发达国家，降低进口关税的空间也不大；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文化用信息化学品制造、影视录放设备制造、电视机制造、音响设备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等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高于发达国家，这些产品的进口关税有很大的降低空间。

（三）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由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创新周期较长，技术攻克难度较大，因此最终还是要依靠自主研发才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关键在于：一是基础研究，二是人才队伍建设。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卡脖子”问题根子在基础研究薄弱”。基础研究的开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在基础研究上有所突破。进行基础研究，需要大量的研究人才，当前，我国在人才应用上仍面临着人才“卡脖子”问题，即人才匮乏，对于可用才人没有好好使用，人才流动性过大，导致人才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媛，2019）。

因此，为了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具体来看：（1）在基础研究方面，国家政府是基础研究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实施者，应尽快破除阻碍基础研究的各种制度障碍，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各种制度安排，扩大战略性、前瞻性基础研究领域的范围，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改进评价和激励制度，建设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实验室等。（2）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首先，重视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力量，除了进一步优化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的机制之外，还要特别高度重视从国外引进成熟型高端人才。其次，提高高端人才的领导作用，让高端技术人才在研究部门具有决策权，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风气，提高高端人才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高端人才专业技术知识，确保研究聚焦国际前沿。再次，加大对基础研究人员的投入，提高其工资待遇，解决其住房、医疗、孩子教育等，让其安心科研，降低科研人员的流动性。最后，加强高端人才团队建设，关键核心技术往往要依靠团队长期的公关，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构建大型公关团队，组建国际合作团队。

（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防范中国高技术产业被“低端锁定”的风险

激发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力，着力提升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降低对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依赖、防范中国高技术产业被“低端锁定”的根本路径。该路径的顺利实现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作为前提保障。为了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国家政府应该：（1）构建创新型社会风气。引领社会风气，加大创新宣传，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鼓励青少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专研科学，为培养科学家奠定基础，此外，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为青少年尊崇向往的职业，从而为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2）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目前及今后，中国面临的技术难题基本上都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开发，一般来说，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开发难度都特别大，依靠小型的科研团队很难能攻克下来，因此，在不同重点领域，国家政府必须选定基础条件比较好、综合实力比较强的企业和单位，组建大型科研攻关团队，使其成为创新突破的领军企业。（3）完善创新支撑制度。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为契机，破除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完善税收政策、融资政策、补贴政策、奖励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采购政策，全面激发创新潜能。

（五）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升我国高技术企业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